学史·明理|音乐家党员故事(七)吕骥

发布日期:2021-05-31 浏览量:0

人物简介

吕骥(1909-2002),曾用笔名:穆华、霍士奇、唯策等。男,湖南湘潭人。汉族,中国著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及音乐教育家。第四、五届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少年时自学箫、笛、扬琴、琵琶,后又自学钢琴、小提琴。吕骥早年创作的《自由神》《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开荒》《参加八路军》等歌曲,曾在根据地军民中广为传唱,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解放后,吕骥致力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遗产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并亲自主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辑工作。作为音乐理论家,吕骥的理论研究涉及了社会音乐生活、音乐功能、音乐创作、音乐表演、民族音乐、音乐美学、音乐史等多方面的领域,出版了两卷集《吕骥文选》。    

2001年,他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颁发的“终身荣誉勋章”。同时他也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    

音乐创作

开展群众救亡歌咏运动:

在聂耳、任光、吕骥相继在歌曲创作上取得成功之后,即有了代表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作品之后,开展有组织的群众歌咏活动,扩大这些作品的社会影响,以实现鼓舞群众、教育群众的作用,就成为当时革命音乐运动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1935年2月,上海爱国宗教界人士刘良模先生在基督教青年会(他任该会全国协会的学生干事)成立了“民众歌咏会”,以职业青年为主要对象,开展经常性的歌咏活动。他起初教唱一些浅显易唱而有情趣的外国歌曲,后来在参加歌咏会的群众的建议下,选了聂耳、任光、吕骥等创作的进步影片中的歌曲作为教唱材料,受到群众的欢迎,参加歌咏会的人迅速增加,产生很大的影响。    

吕骥对民众歌咏会给予积极的支持。他曾到民众歌咏会向该会全体成员发表演讲,联系抗日救亡的形势,评述了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作品的时代意义,提出中国的新音乐应该向着为大众、为民族解放的方向发展。他的讲演,在会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吕骥还为该会办的骨干训练班讲课,帮助他们提高音乐水平和教唱的能力。    

吕骥从民众歌咏会的活动看到开展救亡歌咏运动的重要意义,并由此想到应该有一个歌咏团体,有计划地介绍新创作歌曲和苏联的进步歌曲,以向社会推广。5月间,沙梅自苏州到上海,吕骥和他商议办歌咏团体的事,他非常赞成。于是两人立即进行筹备,分别联系各自熟识的爱好歌唱的朋友,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的人士20多人参加,在剧联领导下成立了业余合唱团。由沙梅联系借了一所中学的教室开始第一次练习。通过他们的演唱,传播了《自由神》《救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一系列新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以及《祖国进行曲》《青年战歌》等苏联歌曲。    

业余合唱团的作用不仅是传播新歌,同时还成为推动上海的群众救亡歌咏运动的核心力量。因为业余合唱团成员中的许多人,又是别的群众歌咏团体的负责人或歌咏指挥,有的同时还担任着几个群众歌咏队的指挥。业余合唱团通过他们联系着一大批歌咏团体和众多的歌咏爱好者,使业余合唱团的救亡歌咏活动产生广泛的影响。后来随着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救亡歌声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汇合成中华民族抗敌救国的怒吼。    

创作大批抗战歌曲:

1935年秋天,戏剧家崔嵬要排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该剧反映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东北人民被迫到处流亡的痛苦生活。剧中有一卖唱谋生的小女孩,剧情要求她唱一首歌,崔嵬请吕骥写。因为是卖唱艺人的演唱,应该类似民间小调。吕骥考虑既不能完全按旧小调的格调写,又不能写成群众歌曲,而应是接近小调音乐风格又有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的歌曲。于是他创作了《新编“九·一八”小调》(崔嵬、钢鸣词)。它既有群众听来熟悉亲切的传统音乐的音调,又抒发了抗日救国的感情,并适于一般演员歌唱。因此,在该剧演出后,很快就传播开了。    

1936年,为适应新的形势,在剧联解散后继续开展音乐工作,吕骥又发起成立了“歌曲研究会”。入会的成员是从业余合唱团选择吸收的,有周钢鸣、孙慎、孟波、麦新、联抗、华嘉、张恒等十多人。研究会初期的活动主要是学习作曲的理论和技术知识,除周钢鸣讲过歌词写作经验外,还请冼星海、贺绿汀来讲授过作曲、和声学方面的课。到这一年下半年,歌曲研究会的活动偏重于讨论歌曲创作,在吕骥的建议下,研究当前有什么新的题材,大家热情讨论并酝酿作词作曲。    

歌曲研究会的活动一直坚持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时,因各成员分别参加各种抗战组织而离沪才停止。在这期间,他们创作了《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麦新词,孟波曲)、《大家看》(凡容词,孙慎曲)、《只怕不抵抗》(麦新词,冼星海曲)、《大刀进行曲》(麦新词曲)等一批反映抗日救亡斗争的歌曲,给予人民群众以有力的鼓舞。通过这样的创作活动,同时又培养了一批为民族民主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年轻的音乐人才。    

注重音乐理论探索:

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开展抗日救亡歌曲创作的同时,吕骥也看到理论对实践指导的重大意义。早在1934年11月,他就以穆华的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反对毒害音乐》一文,针对汀石(张昊)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过去的西洋音乐的认识和建设中国新音乐的意见,并指出汀石文中主张人的精神生活与现实政治应保持和谐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错误的。从此他就开始投入新音乐运动的理论建设工作。    

1936年4月,吕骥在《生活知识》第1卷第12期上发表了《论国防音乐》一文,全面论述了国防音乐问题及与此有关的音乐艺术的理论问题。1936年8月10日出版的《光明》第1卷第5号上,吕骥发表了《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文章提出新音乐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感情的一种手段,应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    

1936年12月出版的《光明》杂志又发表了吕骥《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一文,文章以新音乐运动为主,对1936年的音乐运动作出了一次总结。文中论述了新音乐运动在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的压制和破坏之下,进行顽强地斗争而取得蓬勃发展的成就,同时指出新音乐运动本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文中进一步探讨了现实主义创作问题,认为“现实主义的新音乐应当指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状态,并且肯定地指出可乐观的前途,欣然地一齐走上前去。”在提倡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文章提出了反对“超现实主义”(即“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意见。文章还谈到向过去时代的音乐文化的学习问题。“新音乐也还得从我们自己民族的或西洋音乐去学习”,“我们应当学习过去一切伟大的作品所有的优点,这是为了要创作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新作品。”    

此外,吕骥还在许多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吕骥迈进音乐理论领域的最初阶段,他的理论视线就触及音乐艺术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如音乐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音乐与时代的关系、音乐的社会功能、世界观和音乐观对创作的影响、音乐艺术创作方法、内容与表现形式的关系、不断向民族传统学习和向外国学习等问题,并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生平简介

 

重要作品

 

 

视频素材

 

扫码观看:《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人物影响

吕骥创作的《自由神》《新编“九一八”小调》《中华民族不会亡》《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以及根据郭沫若长诗《凤凰涅槃》谱写的大合唱等歌曲,都曾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吕骥是中国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创作了《中华民族不会亡》《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保卫马德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数十首群众抗日救亡歌曲,是群众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新中国建立前夕,他担任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一届至第三届主席、第四届和第五届名誉主席,他为后人留下了400余篇理论、学术文章,创作了近300首歌曲。    

在音乐创作方面,他与聂耳、冼星海等革命音乐家一样,形成了中国旗帜鲜明的革命音乐的优良传统;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他涉及音乐活动、创作、表演、民族音乐、美学、音乐史等多个领域,留下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理论研究;在音乐教育方面,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初步建立了中西兼备、专业较全、教学、科研、实践相结合的新型音乐教育学府,为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石。吕骥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用音乐发出时代的呼声,用音乐来教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