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劳苦大众对共产党的深情厚意。虽然是通过《雷锋日记》广为人知，但其实是一首矿工小诗，被雷锋摘抄到日记中，又由《雷锋日记》作媒，被千里之外的上海音乐家朱践耳选中谱曲，藏族农奴出身的才旦卓玛将它唱响全国，迅速地传遍华夏大地，历久不衰，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直到如今，历经50多个春秋，它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 

创作历程

《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词虽然摘自《雷锋日记》，但这首小诗并不是雷锋所写，它的原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姚筱舟。1951年冬，姚筱舟赴抗美援朝归来后转业到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期间用“蕉萍”笔名写赞扬矿工的小文章。工作期间经历过几次生命危险都是党员矿工救了他，因此就对党和工人无比感激，由此便有了写诗的冲动。 

1958年初春夜，姚筱舟写了三首小诗，用“蕉萍”笔名把三首小诗投寄给《陕西文艺》，其中就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陕西文艺》很快发表在“诗传单”栏内，后来又被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在《新民歌三百首》中。 

雷锋看到姚筱舟的诗，觉得这首诗写出来自己的心里话，就把这诗记到了日记里，并做了两处改动。1963年《雷锋日记》出版，我国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从中看到了这首诗，并给它谱了曲，标题是《雷锋之歌》；他不知道作者是谁，他注：歌词节录自《雷锋日记》。7月，姚筱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中第一次听到这首歌，他很激动，给朱践耳写了一封信，说明歌词是摘抄他一首诗的前八句。中国音协要转载歌曲征求朱践耳意见时，朱践耳就将姚筱舟写在他的信转寄给中国音协。此后发表时便用了诗的第一句“唱支山歌给党听”作标题，词作者署名“蕉萍”。 

当时，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某天上学路上，她听到喇叭里正在播放任桂珍主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激动的流下了眼泪，跑到主课老师王品素那里哽咽地说：“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后来在音乐学院月度汇报演出时，才旦卓玛一唱惊人。朱践耳提出让才旦卓玛唱这首歌参加1964年举行的“上海之春”音乐会。经电台播放后，《唱支山歌给党听》便在全国流传开来，才旦卓玛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藏族歌唱家。 

1997年，朱践耳、姚筱舟、才旦卓玛一起参加了第十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这是他们三人第一次见面，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背景音乐中，三人忘情地相拥，尽情地歌唱。 

作品赏析

《唱支山歌给党听》表达了像雷锋这样的革命战士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一个军人把党比作生身母亲的真挚感情。歌曲呈“ABA”三部曲式。第一段具有“山歌”的抒情性，一往情深地唱出发自肺腑的心声，表达了一个革命战士对党的无限热爱。在4小节间奏之后，歌曲进入第二段。音乐的情绪逐渐变得悲愤，字字铿锵有力，声声如泣如诉，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随着速度的不断加快，情绪变得激昂，一个革命战士对旧社会的满腔仇恨从内心迸发出来，并使革命军人永远跟党走，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信念得以充分表达。第三段又回到第一段的热情和亲切之中，再次表达出“我把当来比母亲”的真挚情感。歌曲的结束句使这一情感进一步得以升华。值得一提的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并没有完全运用“山歌”风格，而采取了一种戏剧性的写法。整个音乐充满音区的对比，力度的对比，节奏的对比，调性的对比和情绪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正是歌曲的成功所在。 

艺术谱写初心音乐传承使命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在国难频仍、民生多艰的旧中国，正是因为有了像姚筱舟、朱践耳、才旦卓玛这样优秀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不断地在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长期而艰难的探索，坚持不懈地深入百姓生活，创作出像《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样激荡人心，振奋精神的歌曲，才会在每次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呐喊，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 

作为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更要不断的学习，从更高的层面认识文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用艺术谱写初心，用音乐传承使命，自觉地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